全国政协经济委开年首场集体学习，聚焦土地与农民！
——围绕国之大者，委员们这样说
文/ 本报记者 崔吕萍
2月22日，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》发布。这是21世纪以来第19个指导“三农”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。
就在中央一号文件发布5天前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分党组2022年第一次集体学习暨“经济增长的中国经验”读书群线下交流会在全国政协机关小礼堂举办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分党组成员、副主任韩长赋就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做了专题报告，多位与会委员做了互动交流。围绕土地与农民那些事，一起来看他们是怎么说的。
■委员开讲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韩长赋：
“农村土地制度改革，要始终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”
韩长赋表示，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，其基本内容包括土地集体所有、以农户为单位平均分享集体土地权益、以市场为导向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以及土地制度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。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性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，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组织形式；直接影响农村财税制度演进的方向；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；直接影响乡村治理方式。
“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优越性，则体现在三个方面，包括适合农业特点，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；符合国情，有利于农村和谐发展；兼顾国家、集体和个人利益，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。”韩长赋表示。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过不少重要论述，韩长赋认为，从中我们可以提炼出“九个坚持”，即坚持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主线，推动农村改革；坚持集体所有制不动摇；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不动摇；坚持长期稳定土地承包关系；坚持实行“三权”分置；坚持多种形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；坚持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；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；坚持改革底线。
关于正在探索和推进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，韩长赋提出，首先要搞清楚当前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什么？在他看来，主要目标可以分为5大类，即产权关系明晰化、农地权能完整化、流转交易市场化、产权保护平等化以及农地管理法治化。
韩长赋同时强调，要明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，这里包括始终把握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；始终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；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；始终助力好稳定与放活的关系；始终注重渐进性改革，保持历史耐心。
在韩长赋看来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还有10项具体任务，包括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；落实承包地“三权”分置制度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；推进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；探索建立土地承包权退出制度；强化耕地保护制度；改革农村土地征收制度；健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；稳慎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以及改革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制度。
■互动讨论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：
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
现行的二元土地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表现形式。在现有体制下，城乡要素循环基本上还是农村劳动力、土地收益和资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循环模式。近年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试点推进，但也遇到了不少问题。
第一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新的实现形式问题。比如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如何界定？土地权属变更需要一人一票，但很多农民已进入城市，如何避免土地过度集权化，使权益向少部分人集中？如何正确引导土地股份合作制发展？
第二，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问题。宅基地流转要不要扩大范围，如果流转范围不扩大，城市资金便很难进入农村。而扩大流转范围，很多人又担心农民会不会居无定所？还有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期限如何规定？
第三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问题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，对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有重要意义。现在强调，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条件下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同权同价、同等入市，但在实践中如何实现同权同价？如何扩大农村集体性建设用地入市范围，并完善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？
第四，进城落户农民承包权退出问题。在沿海地区、大城市周边地区承包地流转已形成一定规模，但“进城不弃地”仍大量存在。中央明确提出，要支持引导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承包地，但实际进展并不明显，如何增加制度供给，有效激励进城落户农民退出承包地，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？
上述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，找到答案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村经济的“魂”，不管怎么改，不能把集体所有制改垮了，这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。
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：
创造条件实现农地有序流转
这么多年来，农民进城推动了工业化、城市化进程，大家经常认为土地很紧张。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，城市化进程到底是在节约土地还是在浪费土地？仅从居住角度看，农村居住比较分散，进城后人员集聚性提升，城市化进程应该是节约了土地。当然，实际情况可能并非这么简单。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，要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、同等入市，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能够流转。但也有同志担心，如果农民宅基地出让了，有些农民会拿着宅基地出让得到的钱去喝酒，钱花光了，居无定所，会出现社会不稳定。
这种假设确实造成了困扰。曾经遇到一位县委书记，他说这么多年在农村工作，深感中国的农民个个都是经济学家，账算得很细，拿自己家宅基地换钱喝酒的人应该很少，而且这种人不仅农村有，城里也有，但城市里并没有因为这种人存在，就不交易房子了。过去我们认为，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，承担着社会保障的功能，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很多农民返乡了，大家说，还得靠土地。这句话当时讲是对的，但这些年情况有了很大变化，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普遍建立起来了，我们已经有了能够为农民提供安全网的更有效率的办法。应该也完全可能用这种新办法为农民提供保障，同时把土地这种稀缺资源解放出来，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和利用。
还需要说清楚的一个问题是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，如果农民的土地不能流转、不能交易，价值是要打折扣的。我们经常说要保护农民利益，但又不让土地流转，农民在土地上的这个利益是多少并不清楚，又谈何保护？目前宅基地流转只限于本村甚至是本居民组范围内，但更多的需求是来自外部，来自县城、省城甚至一线大城市。重要的是应该把农村土地流转、交易的权利还给农民，他们有了这种权利后，不一定非要转出去，转还是不转，由他们自己算账后做决定。
因此，如果我们真正要保护农民利益，首先要创造条件，使农民拥有自主转让权利，土地的市场价值能够得以显示。同时，土地使用权转让后的收益，首先要用于为相关农民完善社保体系，包括住房保障条件，并由此带动城乡之间在生产生活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融合发展。
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、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：
解决好为农民谋利的问题
去年全国两会后，我到一个村调研，这个村位处浅山丘陵地区，面积12.8平方公里，2000多人，4000亩稻田，2000亩旱地，1万亩林地，应该说土地资源还算充裕。许多人出去打工了，脱贫之后为了使生活更好一些，也要从地里增加些收入，因此就种优质稻，想在村里建个小型加工厂，但没有建设用地。
村里有个养猪好手，之前在水库边上养，怕把水库污染了，想着把这个养猪场搬出来，也找不到建设用地。其实在农村，荒山荒坡不算少，未利用地也有，大家都说要延长农业生产链，把加工留在当地一部分，但真做的时候又办不成。有的地方，农民出去打工了，一些地撂荒了，一些地栽上了树，很是浪费。我的感觉是，土地制度不是理论问题，最根本是要解决实际问题，既要严格管理，又要担当作为，研究解决好如何为农民谋利的问题。
另外，在我国主要的农产品中，国产食用油自给率低，保供安全性差，是需要补齐的短板弱项。油料作物不能只在地里种，还要积极发展木本油料，在荒山荒坡、田边地角、房前屋后都可以种。发展木本油料，一个大的瓶颈就是用地不足。这件事，涉及多个部门，建议统筹考虑，做好顶层设计。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：
农民致富要有自我造血机制
新的文件规定，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50%以上，真正实现“取之于农、主要用之于农”，推动农业农村发展。城市里的农民工也是农民，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、子女教育等问题，逐步实现农民工的同城待遇平等化，也应当纳入“三农”的范围。土地出让金要如何用在农民身上？如果不从农民工市民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只是固化思路认为农民只能待在农村，农民工迟早要回到农村，那么“三农”问题没有出路，城乡二元结构的扭曲无法得到缓解，还会影响到潜在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。我国的发展潜力取决于55%的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以及如何市民化，这个问题深度影响内需和供给能否形成良性循环。
如果农民拥有的土地权能(承包权、经营权、使用权、资格权等)不能交易、不能货币化、金融化，则“三权分置”改革的意义大打折扣，难以给农民带来实际价值，农民增收、农民市民化都会搁浅，农民的美好生活愿景——生活得更好，下一代不再当农民等，都将难以实现。因此农村的问题必须与城市的问题关联起来统筹考虑，逐步形成城乡全国统一市场。
现在农民日子过得比过去好多了，我回村里去看，感觉大家幸福感、获得感满满，但对如何增加收入的前景并不乐观。还需看到，当前农民收入中有一部分来自财政转移支付，也就是补贴，这种补贴不可能长期存在，打工收入也遇到了天花板，缺少技能，打工机会也在减少。因此，农民致富必须要有自我造血机制，这就需要与城市保持联动，可以说，农民群体未来最大的公共利益是市民化，这是当下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的愿景，也是广大农民的下一代的愿景。